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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昌墓志與《詩經》

作者: 李 穎 來源: 光明日報 日期: 2020-01-06

高昌為吐魯番地區的古稱,是歷史上高昌壁、高昌郡、高昌王國、唐西州的所在地。作為一種重要的出土文獻,高昌墓志中存留著豐富的與《詩經》有關的材料。這為研究《詩經》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提供了重要契機。

高昌墓志因多刻寫于墓磚上,又稱“高昌磚志”或“吐魯番磚志”。侯燦、吳美琳著《吐魯番出土磚志集注》收錄磚志328方,其中30余方含有《詩經》的材料。其年代,最早的是高昌永平元年(549)的《田元初墓表》,最晚為唐建中三年(782)的《高耀墓志銘》,前后跨度233年,顯示出《詩經》在古高昌地區的傳播有不間斷性的特點。

高昌墓志所涉《詩經》篇章,涵蓋面廣,包括《風》《雅》《頌》各個部分。唐永昌元年(689)《張雄夫人麴氏墓志銘》,涉及《詩經》七篇。其中有云:“惟彼伐柯,求此灼實。于歸百兩,好合琴瑟?!薄胺タ隆币徽Z出自《豳風·伐柯》?!白茖崱币徽Z取自《周南·桃夭》?!坝跉w百兩,好合琴瑟”源于《召南·鵲巢》等篇。墓志汲取這些《詩經》用語,對志主麴氏的品行、修養加以褒揚。一方墓志中,即關涉多篇《詩經》,反映了當時吐魯番地區《詩經》傳播之盛。

高昌墓志中的《詩經》材料,內容相對集中。贊頌志主品行與傷悼逝者的用語多次出現?!熬靶小笔褂妙l次最高,它出自《小雅·車轄》“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”句。司馬遷《孔子世家·贊語》里曾對其加以引述,用以表達對孔子的仰慕之情。由是遂成典故,意義也漸改變,由原詩中的“大路”義,變為令人仰慕的代名詞。曹丕《與鐘大理書》中的“高山景行,私所慕仰”即為此用。蔡邕《郭有道碑文》將“景行”一詞引入碑文中,“樹碑表墓,昭銘景行”句,開啟“景行”在碑銘中的表達,使之成為慣例。高昌墓志遵循這一慣例,顯示了與中原文明的承繼關系。

“旻天不吊”是高昌墓志中另一高頻次使用的詞語,它是《詩經》用語的變體?!蹲髠鳌ぐЧ辍罚骸翱浊鹱?。公誄之曰:‘旻天不吊,不慭遺一老,俾屏余一人以在位,煢煢余在疚。嗚呼哀哉尼父!’”上引哀公誄文中,“不慭遺一老”出自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。高昌墓志多截用為“慭遺”一語,以表示哀悼之情。這既是遵循《左傳》中哀公誄孔子的范式,也說明作者對《詩經》相當熟悉。

高昌墓志中,《詩經》內容的呈現方式靈活多樣。有對詩句的直接引用,有巧妙的化用,有的僅引篇名?!稄垜鸭拍怪俱憽贰八肌掇ぽ范栒b,相《陟岵》以崩心”句中的《蓼莪》《陟岵》,皆為《詩經》篇名。前者是《小雅》詩篇,后者為《魏風》詩篇。其內容都與思念父母相關,墓志借以表達思親之情。

高昌原為車師故地。自張騫“鑿空”西域以來,中原王朝不斷經營高昌。爾后北方政權更替頻仍,戰亂不斷,民眾多避難西遷?!段簳じ卟齻鳌份d:高昌“國有八城,皆有華人”“彼之甿庶,是漢魏遺黎,自晉氏不綱,因難播越,成家立國,世積已久”。盡管“地隔關山,境接荒漠”,但高昌地區民眾普遍具有的文化認同心理,卻使高昌與中原的文化聯系一直綿延不斷。在唐代,這種文化上的聯系進一步得到加強?!对娊洝返热鍖W經典在高昌地區的傳承,正是基于這樣的傳播基礎與接受土壤。

關于《詩經》在高昌的流傳,傳世文獻多有記載?!读簳じ卟齻鳌罚骸皣搜哉Z與中國略同,有五經、歷代史、諸子集?!薄段簳じ卟齻鳌酚涊d的高昌王麴嘉向北魏求借五經事件,透露了《詩經》與其他經史典籍進入高昌的路徑:“(麴嘉)又遣使奉表,自以邊遐,不習典誥,求借五經、諸史,并請國子助教劉變以為博士,肅宗許之?!薄吨軙ぎ愑騻飨隆份d有高昌流行《毛詩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及學官教授經典的情況:“文字亦同華夏,兼用胡書。有《毛詩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,置學官弟子,以相教授,雖習讀之,而皆為胡語?!碧拼捌湟郧?,多民族語言并行的社會環境下的漢文化經典傳播,是饒有興味的話題。

在已發現的吐魯番文書中,《詩經》殘卷有20余種,皆為《毛詩》。與《周書》記載相合。1975年出土于吐魯番哈拉和卓的一件西涼《秀才對策文》,有關于《關雎》為何居于《風》之首的策問內容。兩位秀才的策對中以《詩》證《詩》,旁征博引,對《詩經》的運用相當嫻熟。這樣的對策文流行于高昌,足見《毛詩》在高昌主流文化中的地位。

高昌墓志可與上述文獻記載相互印證,相互補充。其中有關《詩經》的內容,傳遞出《詩經》在高昌地區傳播的諸多細節。一些志文記載了《詩經》遠播西陲的原因、路徑,顯示了高昌《詩經》傳播與河西經學相承的關系。

關于河西經學,陳寅恪曾有如下闡述:“惟此偏隅之地,保存漢代中原之文化學術,經歷東漢末、西晉之大亂及北朝擾攘之長期,能不失墜,卒得輾轉灌輸。加入隋唐統一混合之文化,蔚然為獨立之一源,繼前啟后,實吾國文化史之一大業?!彼J為,河隴一隅能保存漢代中原學術,家世與地域因素至為重要:“當中原擾亂京洛丘墟之時,茍邊隅之地尚能維持和平秩序,則家族之學術亦得藉以遺傳不墜。劉石紛亂之時,中原之地悉為戰區,獨河西一隅之地自前涼張氏以后尚稱治安,故其本土世家之學術既可以保存,外來避亂之儒英亦得就之傳授,歷時既久,其文化學術遂漸具地域性質?!?/p>

李學勤先生曾指出,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,儒學是主流,而經學又是儒學的核心?!对娊洝窞椤拔褰洝敝?,《詩》《書》并稱,歷來為傳統文化的代表?!对娊洝穼τ诟卟藖碚f,為生時研讀、“潤身”的范本,死后則用于為他們“樹碑表墓,昭銘景行”。這顯示了高昌地區的《詩經》接受,呈現出不斷內化式吸收的進程。

墓志中的《詩經》材料,與發現于敦煌、吐魯番地區的《詩經》寫卷互為表里,共同反映了唐代及其以前《詩經》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面貌。墓志從傳播主體、客體、載體等方面,傳達出《詩經》遠播邊域的諸多信息,對我們全面了解《詩經》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,進而探索中華文化經典在絲路上的傳播規律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,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。

(作者:李 穎,系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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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:徐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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